關注|劉亞洲:軍改是一場革命

軍報記者


  習主席指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一場整體性、革命性變革。……全軍要以高度的曆史自覺和強烈的使命擔當,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堅決打赢改革這場攻堅戰,努力交出讓黨和人民滿意的答卷。”


  軍改是一場革命。譚嗣同說:“外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請自譚嗣同始。”今天,我們特别需要譚嗣同精神。


  戰争是流血的政治。有時候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國曆史上,軍隊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與火寫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商鞅變法很大程度上就是軍事改革。當時列國争雄,思想正從争鳴的廟堂走向變革的曠野。在時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後沒有退路,隻有亡國滅種。改革是唯一活路。商鞅以大無畏的膽魄把秦人引到這條生路上,他自己卻走上了死路。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冒險犯難。隻有冒險犯難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秦人有血性,無規矩。商鞅為他們制定了規矩,然後又用自己的鮮血進一步涵養澆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變得更加剛烈了。商鞅是被車裂而死的,死得如此痛快淋漓,使後世的死刑全部黯然失色。商鞅身體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間,也預示着秦國與舊制度的徹底決裂,因此他的死不僅是一種儀式,更是一個境界,百世之後,仍讓人感奮不已。

  戰争的阻力來自對手,軍事改革的阻力來自内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國研制成功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緊接着,美軍将電子計算機用于預警機和電子戰飛機上。1972年3月,美軍用15枚激光制導炸彈炸毀了越南清化大橋。而在這之前,美軍曾出動700餘架飛機,投了約1.5萬噸炸彈,都沒将這座大橋炸毀。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給了當時的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強烈觸動。他敏銳地意識到軍事領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精确制導武器不斷湧現,必将從根本上打破軍隊舊的發展模式,推動和促進新的軍事革命的發生。奧加爾科夫閃電般行動了:用當時最先進的數字化技術改造指揮系統,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第一個師級數字化試驗部隊。他的一系列做法被稱為“奧加爾科夫革命”。


  “革命”要求對軍事體制進行根本性變革,這與蘇軍實施高度集中的指揮體制尖銳對立,威脅到一大批人的職位和利益。改革剛開始不久,奧加爾科夫被解除總參謀長職務,降職為西部軍區司令。他倡導的數字化試驗被停止,數字化試驗部隊被撤銷。奧加爾科夫的副手加列耶夫最近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如果不考慮個人利益,大家會舉雙手贊成改革。考慮個人利益,大家就一緻反對改革。”然而,美國人卻迅速接受了“奧加爾科夫革命”思想,大力推進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美國人的努力在海灣戰争中獲得豐厚回報。直到此時,俄羅斯人如夢初醒,大力追趕。但無情的事實是,俄軍在新軍事革命中大幅落後。


  今天,不改革是中國軍隊最大的風險。不改革的症結在于改革動力不足。動力不足的症結在于不願觸及個人的利益。然而,嚴酷的現實是,隻要是私利,就終究會被打破。不被自己打破,就被别人打破。今天不打破,明天必打破。每一次軍事變革的開始和完成,都是以一次或幾次新型軍隊對舊式軍隊的毀滅性打擊為“開幕”或“閉幕”的,鴉片戰争如此,甲午戰争如此,海灣戰争亦如此。遲了太久,就不必到了,也到不了。有人用雞蛋破殼來比喻軍隊改革:從内向外破殼,是突圍,是蓬勃的新生命的誕生;從外面破殼,就變成了别人口中的美食。

  因此,軍隊改革不僅事關軍隊生死,更事關國家生死。戰争史一再證明,戰争的勝負在戰場之外,在戰争之前。軍事變革中的落伍者,必定是未來戰争中的被淘汰者。軍隊決戰于變革。所以,軍隊改革是“鐵腕”的事業,所需要的是“斷腕”的勇氣。毛澤東說:“龐大的機構是由自己親自創造出來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縮小,實行縮小的時候就感到很勉強,很困難。”當年鄧小平面對軍隊改革阻力時說:“第一條決心要大。”“第二條才是工作要細。”“要用搞革命的方法。一次搞好了,得罪的人就得罪這一次。


  落後的民族不一定是貧窮的民族,但一定是思想保守的民族;落後的軍隊不一定是劣勢裝備的軍隊,但一定是觀念陳舊的軍隊。


  拿破侖說:“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這句話不僅說明拿破侖重視學者,更道出了他能打勝仗的秘訣:帶着先進的軍事理論前行,帶着創新的思想前行。他的隊伍中,有一支特别分隊——數百名各行業的學者以及成百箱書籍和研究設備,可謂别具一格的“學者”軍隊。學者是拿破侖軍隊中最優良的裝備。由于有學者,才有新思想。縱觀曆史,由于思想未能及時跟上時代發展的脈搏,一次次錯過軍事變革的例子層出不窮,例如元帝國錯過了火藥革命,清朝未能抓住工業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軍的勝利就是思想的勝利。德國的軍事思想充滿活力,具有超前性和預見性。德皇弗裡德裡希二世提出:戰争藝術沒有止境,不能抱着固有的觀念不放。他主張要勤于思考,“通過思考結出果實”。軍事巨著《戰争論》,以及“總體戰”、“閃電戰”等理論在德國的出世就是最輝煌的果實。戰争開始後,出現了波蘭和蘇聯騎兵沖擊德軍坦克的場景,出現了法軍蹲在馬其諾防線後一槍未發就當了俘虜的場景,這些一邊倒的屠殺,劊子手不是武器,而是觀念。

  陳舊的觀念就像泰山一般沉重。幾年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離任時,有記者向他提了個問題:中美之間的距離有多大?這位會講漢語的大使毫不猶豫地說:“一百年!”我為這句話感到震驚。仔細想來,他講的距離不是指經濟,不是指硬件,而是指思想觀念。觀念是軟力量,但卻是決定性力量。軍事理論一日千裡。我軍還在糾纏“三總部”、“四總部”之分。紅軍、八路軍老打勝仗,是因為有三總部或四總部嗎?不是。是因為他們有新思想。美軍一直站在軍事理論創新最前沿。從海權論到信息戰,從空地一體到全頻譜作戰,美軍差不多每隔幾年就推出一個嶄新的軍事學說,魅力無窮。伊拉克戰争中體現的以“震懾理論”為基礎的“快速決定性作戰”思想,就是對海灣戰争中“壓倒性力量優勢”理論的大膽否定。曾供職于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邁克爾·奧漢隆說:“五角大樓如今已經完全成為信仰軍事革命的官方機構。”不斷地自我否定,強烈的超前意識,這是美軍改革的兩個顯著特點。随着高科技周期越來越短,高科技的内容變化越來越大。今日的高科技,幾年後就是古董。當整日都在呼喊“高科技!高科技!”之時,高科技冷笑着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局部戰争”的概念是美軍提出的,它的戰略任務從“同時對付兩個半戰争”轉到“對付世界任何地區的局部戰争”。美軍在全球部署。戰争對于美軍來說,當然是遠離本土的局部戰争。但對另外國家,卻是全面戰争。海灣戰争、科索沃戰争對美軍是局部戰争,對伊拉克和南聯盟就是全面戰争。美軍提出這個概念,是因為其戰略對手蘇聯的消失。中國戰略對手消失了嗎?新世紀,中國的戰略對手不減反增。對中國而言,無論哪個方向發生戰争,都有可能不是局部戰争。


  思想必須革命,觀念必須更新。更新觀念最重要的有兩步: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再想到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我們目光應當像探照燈一樣,照射的不是過去,也不是現在,而應該是未來。軍事領域的變化比想像的要快很多,甚至是所有領域中變化最快的。因為每一個時代的尖端技術和思想都最容易用于軍事目的。當你觸摸到戰争本質的時候,你可能已經輸掉了這場戰争。海灣戰争後,全勝而歸的美軍參戰部隊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沒有要求加官晉爵,而是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不适應下一場戰争了。”施瓦茨科普夫角色的轉換在我看來是那樣驚心動魄,甚至比世界上第一場“直播戰争”(海灣戰争的别稱)中美軍對伊軍疾風驟雨般的打擊還要讓人驚心動魄。軍隊的強大絕不僅僅體現在高、精、尖的武器裝備上,更體現在思想和觀念的強大上。馬島戰争以來,世界上所有的戰争都是不對稱戰争,根本原因是一方思想觀念先進,另一方思想觀念陳舊所形成的不對稱。


  隻有革命才能找到真理。真理不會滅亡,但極易受傷。謬誤相反。


  軍改由人來改。軍改首先改人。


  劉伯承元帥說:“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是幹部的培養,而培養幹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幹部的培養。”人永遠是戰争中最重要的因素。1947年8月,豫東戰役結束後,毛澤東說:“解放戰争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解放戰争剛打了一年,毛澤東敢這麼講,不是因為共産黨的軍事實力超過了國民黨,而是我軍在戰争硝煙中湧現出大批掌握戰争規律、具有高超指揮藝術的将領,構築了一個人才高地。如晉察冀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西北野戰軍彭德懷、習仲勳;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中原軍區李先念。由于擁有這批人才,解放戰争勝利到來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們這支軍隊曾經擁有的人才優勢,已經成為與強敵較量時的薄弱環節。

  1963年,毛澤東在憑吊羅榮桓詩中寫道:“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這首詩既是一個分野,又像一個谶語。自第一代将領凋零之後,我軍一直期待出現席卷天下時那股人才潮。一支守天下的軍隊,用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有難度,但用幾個優秀人才應當有可能。問題是,在不良政治生态影響和平庸守舊思想氛圍的籠罩下,這幾個出類拔萃的人才也容不下。這帶來兩個後果:一、不敢講真話。關起門來也沒有人講真話;二、生存第一。為了避免吃虧,我們甚至在沒吃虧前就已經懂得如何防範了。


  今天我軍人才隊伍建設又到了“爬坡”階段。這個“坡”,比當年的“坡”艱難百倍。因為積弊太深,如深淵萬丈。不進行一場革命,不足以煥發青春。革命覆蓋三個方面:


  高層:此次軍改,應在高級将領中刮一場頭腦風暴。當今世界,“戰略為王”。《春秋》雲:“将軍,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戰術的,将軍必須是戰略的。所有的勝利都是戰略的勝利。所有失敗都是戰略的失敗。毛澤東的成功在于選擇了正确戰略。鄧小平也是戰略起家。我國“将軍團”如果能成為“戰略團”,軍必興焉。


  中層:鑄造一個全新的“參謀團”。“參謀團”即精英集團。一戰後,德國總參謀部被撤銷,軍隊隻能保持十萬人。德軍最高首腦馮·西克特設法保留了一個軍官團。馮·西克特制定的标準是,每一個列兵都受到成為軍士的培訓,每一位軍士都受到成為軍官的培訓,每一位軍官都受到成為将軍的培訓。正是這些精英,構成了德國的“十萬陸軍”,後來發動了二戰,一下把世界打懵了。俄國近代雖然擁有一批偉大的軍事統帥,也誕生過一些軍事思想家,但長期以來沒有一個高素質的軍官團。雖有源源不斷的兵源優勢,但先敗克裡米亞,再敗旅順,又敗對馬。日軍中也有一些優秀的參謀,不僅把日本攪得天昏地暗,還翻騰過亞洲大陸。聯合艦隊參謀秋山真之策劃了日本海大海戰。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一手挑起了“九一八”事變。


  在我軍曆史上,參謀也曾起到重要作用。解放戰争中,在西柏坡幾間簡陋的土房裡,雷英夫和幾個參謀指點江山,橫掃千軍。正是此人,不久後還準确預測了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自那以後,我軍參謀隊伍越來越龐大,人頭浩蕩,黑壓壓如山,卻鮮有卓見和建樹。今天我軍參謀隊伍有兩大問題:其一,缺少吞天吐地的能力。首先是缺少吞天吐地的氣魄。“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就是辛辣而真實的寫照。其二,缺少幹事業的追求。中層軍官必須把打仗當成一個職業。軍人不把打仗當成一個職業,就更不會把它當成一個事業。“參謀團”應由我軍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組成。在我軍“參謀團”裡,讓未來的将軍更早相遇。


  基層:士兵要有知識和文化。我國過去所進行的戰争中,一名士兵無非就是練了兩天射擊的農民。這名士兵陣亡後,三天之後就又可以補上一名。但現代戰争卻不是這樣,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經過長期而嚴格的訓練。解放戰争中“即打即補,随打随補”的現象再也不複存在。在美軍近幾場戰争中,一個班長五分鐘内即可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擊,一個單兵兩分鐘可呼叫來地面炮火支援。在美軍設計的未來戰争中,士兵隻需敲擊計算機鍵盤就可以達到攻擊對方軍事樞紐、破壞經濟命脈等多種目的。鍵盤就是武器。鼠标即是炮火。這些都需要士兵具有高度文化知識。我曾訪問過美軍一個步兵連隊,和士兵交談。他們開闊的視野和活躍的思維讓我吃驚。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印度洋至太平洋,他們侃侃而談,激昂得很。


  軍改既是中國軍隊“國際化”的過程,又是把外軍先進經驗“中國化”的過程。我曾提出“以美軍為師”的概念,指的主要是精神層面和觀念。此次軍改,我們沒有照搬美軍模式。美軍體制固然先進,但那是美國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的産物,如果一味向美軍學習,我們将會迷失方向。我軍就可能犯“颠覆性錯誤”。一切拷貝美軍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軍改執行者的普遍心态。此心态,須革除。


  反思各國軍隊近十幾年的改革,基本上都有美軍的影響和色彩。美軍的改革是基于美國的國情。美軍如此奔騰魚躍前行,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歐文斯卻認為:美軍的改革太慢了。歐文斯指的是美軍改革的步伐仍跟不上美國在全球擴張的步子。俄羅斯軍隊改革為什麼走那麼大的彎路?就是它照着西方特别是美軍的模式改了六次,矛盾重重,得不償失,最後以難以适應本國國情而告終。


  中國軍改不能脫離國情和曆史。國情就是曆史。曆史就是國情。是曆史創造了未來,而不是未來自己創造了未來。沒有曆史的未來是一個黑洞,什麼都會被它無情吞噬。丘吉爾說:“看得見多遠的過去,就能走向多遠的未來。”我們以怎樣的态度對待曆史,曆史就回報你一個相應的未來。譬如,美軍的統帥部是直接指揮到單兵的,但它并不是強化集中指揮,而是逐步下放戰鬥的自主權。如果隻看到統帥部直接指揮單兵這一點,那就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美軍的主旨并不是直接掌控單兵行動,而是踐行德國軍事思想上的精确作戰、量化作戰。這和中國昔日戰時一竿子插到底的情形有着本質的不同。曆史上蔣介石最愛幹一竿子插到底的事。每次蔣介石親自指揮作戰,諸将領必頭痛不已。結果隻有一個:必敗無疑。我軍目前采用的是蘇聯軍師團模式,指揮體系是适應于機械化戰争的金字塔結構。這種指揮體制應對現代戰争特别是信息戰争有難度,但固守本土,保持國家政治穩定又是有效的。看上去左右為難,其實這告訴我們:到了讓你換個方向前進的時候了。重新開始不等于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也未必不能重新開始。毛澤東指揮解放戰争的曆史是一部教科書。今天我們恐怕還是要有點毛澤東精神。這有點像鐘表,可以回到起點,但已不是昨天。


  馬漢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進攻的條件之外,又坐落在便于進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時還控制了一條世界主要貿易通道,顯然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戰略意義。”地理位置決定着軍事變革的方向。我一直研究美軍戰略,發現它的軍事部署始終沿着一條地理線展開:海灣、紅海、地中海。這是人類文明的海上樞紐。這條地理線就是美軍戰略線。中國軍改也必須考慮地理因素。中國這塊地盤實在太好了。可以說上天過于眷顧中國人。中國的地理形狀代表了典型的地緣政治家所描繪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特征:主要是大陸國家,同時又有漫長的海岸線。尤其是西部,占據着全世界最高的地勢。過去的英國人、俄國人,現在美國人,都對這片高地垂涎不已。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美軍身影一直在這塊高地附近閃現。過去,這塊高地利于防禦。今天,這塊高地利于進攻。尤其是,國家已制定了“一帶一路”的戰略。軍隊改革必須适合國家戰略的需要。當國家戰略轉變時,軍事理論也必須轉變。軍改,必須服務服從于國家發展整體戰略。


  愛因斯坦說過:“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使用什麼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一定會使用棍子和石頭。”戰争形式正以龍卷風般的速度發生着變化。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戰争。我軍很多将領至今還對解放戰争和抗美援朝時大規模超大兵團集群作戰的經典戰例津津樂道,還夢想着指揮這樣的作戰,但這樣的機會還會有嗎?永遠不會有。外敵一旦打擊中國,絕不會深入到中國腹地,與我軍進行大兵團決戰。特種作戰已是世界大勢所趨。軍事理論革命濫觞于美國。美軍已經走得太遠了。如果我軍跟着美軍攆,永遠也攆不上。我們必須對已經被美軍革命過了的軍事理論進行再革命。每一支強大軍隊的崛起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崛起都是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成長道路的結果。隻可以超越,不可以模仿。高手比到最後,比的是自我。曆史,在關閉一扇門的同時,會打開其他的門。這啟示我們,隻有走自己的路,才能讓别人無路可走。譬如,美軍最早提出了信息戰的概念。美軍講的信息戰其實就是計算機戰。全世界生産計算機中央處理器的三大公司都在美國。包括我軍在内的所有國家軍隊的自動化指揮系統,計算機所使用的中央處理器,絕大多數是美國産品。這就決定了美國的獨占性。在美國,聚集黑客最多的地方不是企業,而是美國政府。我把這種計算機戰争稱為“物質信息戰”。打這個戰争,誰能赢得了美國?那麼,比照“物質信息戰”,能不能提出一個“精神信息戰”的概念呢?這種戰争,信息主要用于人的精神層面,即用大量的主觀信息幹擾、破壞、降低乃至使敵方完全喪失思維識别能力,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潰不成軍。相比較“物質信息戰”的“硬殺傷”,“精神信息戰”造成的作用是“軟殺傷”。“軟殺傷”不會比“硬殺傷”作用小。


  新的戰争形态已現。


軍改是一場革命

來源:《參考消息》作者:國防大學政治委員、空軍上将 劉亞洲;轉載請注明來源